过完节了,跟大家谈谈神秘主义的东西吧,这个话题最火热了,许多朋友信这个。确实,在这个激烈变化的世界中,作为个人深深感到自身的无力而求组余鬼神、命运来获得心灵上安慰,这也是算命大师、风水师和心理学专家生意火爆的原因。本文主要谈一谈其背后的原因。


  跟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华夏族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世俗化。也就是说,没有强烈的信仰,并非神权至上,像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和穆斯林世界,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皇帝和国王只不过是神权的附庸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教主直接掌握政权,在华夏大地上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虽然也被儒家附会成天子,用天人感应说来把皇帝神圣化,但是皇帝的权力基础还是世俗的而非来自天上的众神。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自可为耳,并不是什么君权神授。


  当然,这并非是说什么中国例外,在早期华夏族跟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并无二致,匍匐在神灵的脚下,毕竟对于远古的人类来说,世界上未知的威胁、不可理喻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弱小的人类不得不求助于神灵来解释这一切。皇帝、蚩尤、大禹治水等传说时期已经不可考,有着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的商代,对神灵可是无比虔诚地信仰,商人认为天上的上帝(非是西方的“上帝”)庇护着臣民,个在天上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掌管着万物生死,国家大事都要通过龟卜征询上帝的意见,特别是祈雨、战争、农事、疾病、巡狩、灾难。为了讨好这位大神,商人祭祀上帝或鬼神,动辄就用几十甚至几百个人殉葬,其中大多数为奴隶,但也不乏有地位的人即贵族。这也是古代民族的普遍信仰,在圣经中记载亚伯拉罕用自己的儿子来祭上帝,大概人们觉得,不用自己最好的东西来献祭,天神不会满意。

  考古学家发现的甲骨文有一大半是占卜纪事。商人不但国家大事祀祖先和对外战争上占卜,就连生病、求雨、预测庄稼的收成等生活上的事情,也用龟甲、蓍草等占卜,可以说占卜浸透到商人的灵魂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文化信仰,离开占卜商人就不能被称作商人。这种现象在上古文明中均有之,埃及文明其统治者法老干脆就是神灵的化身,为了维护神灵血统的纯洁,埃及的法老们都是兄妹结婚的——这很可能是最为源远流长的埃及文明衰落的原因,在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一个个晋惠帝般的白痴统治者折腾;在古希腊,若遇战事,人们一定要求神占卜,各城邦都养了一大群随军巫师。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中记载,最初的犹太人是由教士统治的,摩西就是一位大教士,最初的犹太民族是没有国王的,国王只是因为军事上需要一个领袖而被民众呼吁,而且还是被教士膏立的。巴比伦文明也是神权至上,汉谟拉比大法典石柱的最上端图案描绘的就是君权神授。


  然而华夏民族从周朝起就开始摆脱了神灵的桎梏。周朝是一个世俗化的朝代。神权已经让位于世俗的政权,虽然还有一定程度的迷信,但是王朝的统治者对于鬼神上帝的态度,只是“敬鬼神而远之”,并不像商人一样迷信和盲从。这是因为此前看似无比强大的商,在弱小的周及其盟邦打击下,突然间便土崩瓦解了。他们意识到,商人用来吓唬弱小部族的上帝观或鬼神崇拜,是没有根据的;商之所以灭亡,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未能“以德配天”,未能“敬德保民”,而非因为不祭拜上帝,或祭祀态度不好或方法不对,惹得上帝不高兴,不再关照他们了。换句话来说,是世俗间的力量而非天上的神灵来决定王朝的兴衰。周朝的开创者对于鬼神之说就不甚相信。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周武王通过殷朝内奸得到消息,商人的主力部队在淮上一带与东夷作战,于是大会诸侯,出兵东渡黄河,趁着过农历新年的机会偷袭宗主国商国,在途中祭祀们用龟甲、蓍草占卦都是大凶之兆——说实在话,偷袭一个立国近六百余年的中央帝国,祭祀们内心都不看好——加上过黄河时候有遇到滔天巨浪,看来是上天在警告,于是祭祀们纷纷劝说周武王收兵,不料周武王将蓍草抛掉、用脚踏烂龟甲,说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坚持讨伐商纣,结果一举成功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要是周武王犹豫了,让商朝的主力部队回师,讨伐商朝的战争胜负尚未可知。


  既然祭拜上帝没有作用,依然被属国偷袭亡国,那么还有谁会去信仰神灵呢?神权在华夏大地上的衰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每个宗教信仰必然会遇到的困境。人们信仰神灵,一个最直接的动机是有效。一个没有效果的神灵、不能医死人、肉白骨、不能庇护信仰者降灾难给渎神者的神灵,终究会被信徒抛弃的。所以圣人耶稣传道也要像江湖术士一般行神迹:治病驱魔救人、拿出一个永远吃不完的大饼,等等。

  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灵、或者说有这超自然力量鬼神一类的高等生物存在吗?至少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上,能够直接干预物质世界的神灵是不存在的。如果这样的神灵存在,那么商帝国就不会被灭亡,犹太人的上帝在其子民被灭国和奴役的时候也从来未现过身。能够响应信徒们祈祷而干预现实世界的神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除了在游戏中。


  至于形而上的神灵,例如科学家逻辑中的第一推动,黑格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精神的显化,印度教认为梵是世界的本源,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精神进化出物质,还是物质进化出精神,本来就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们的世界是否源于上帝的创造,身在局中的人类也许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而且这样的上帝、神灵存在与否,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一个创造出宇宙万物和规则的上帝、神灵,本身也遵守这种规则,这样的创世神灵存在与否对于世俗社会而言是毫无意义的,而一个能够直接干涉物质世界的神灵在人类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想要实证这样的神灵是否存在无一例外遭到了失败。


  穆罕默德在传教的时候就曾经遭到过质疑:既然你是真主的使者,那么你能够让大山走过来吗?穆罕默德命令大山走过来,很显然山是不会听从人的命令,默罕默德自己向大山走过去,说道山既然不肯过来,那么我就走过去,幽默地化解了这一个检验。

  可以说,任何实证的检验对于宗教来说都是致命的。就像集权统治,依靠谎言与暴力来维持统治,宗教的手法也是类似,中世界的基督教靠狂信和火刑来维持,现在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如此,对于任何质疑的人群用恐怖暴力来回应。佛教相对要高明一些,用来世和因果说等无法验证的东西来回避这个问题,现代的基督教将爱与宽容、天堂其实也是走上了佛家的路子。其实这个来世、因果和天堂之说也是漏洞颇多,要不然也不会有“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之类的说法了。历史上南北朝时期、辽国佛教大行,可是一些信奉佛教的君王和国家都下场甚惨,如梁武帝和北魏元氏,所以他们都在最后发出了“礼佛无用”的上当受骗哀嚎,决定他们命运的是人是世俗的力量而不是神灵,“不问苍生问鬼神”,不去好好治理国家,殷鉴不远。


  禅宗达摩祖师看到了这个逻辑上的悖论,所以在梁武帝问道:我建了许多寺庙,也礼敬僧人,有什么功德没有?达摩答道:没有功德。因为如果功德能够被量化,那么梁武帝后来被饿死的悲惨遭遇,且不是自相矛盾?


  可是达摩祖师虽然回避了宗教因果实证性的问题,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宗教虚无化的问题,既然求神拜佛无用,我们又何必信仰神灵呢?


  自从周之后,国人对神灵的信仰就归于虚无,落脚点在一个实用上。皇帝求长生、炼丹,秦始皇信奉方士找寻长生不老药,古往今来,为求长生,死在丹药上的皇帝贵族们不知凡几,最出名的嘉靖皇帝,最后一个死在丹药上的是雍正。而民间对神灵、祖先的崇拜都是为了保佑自身、升官发财、家在平安、身体安康之类的世俗需求,求的都是现世、此岸,而非宗教意义上的彼岸,所以国人是逢庙就烧香,见菩萨就拜,并非是对神灵的一种信仰而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考虑的,万一有用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国人这种特别强调实用的风气在古代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农业社会的红海条件下做到了极致,没有哪一个农耕文明能够跟中国相比,就像现在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跟中国比山寨和世界工厂一样。但是这种过分关注实际、实效、近期利益,而不注重理论和长远,也压抑了国人的创新精神,使得中华文明一直桎梏于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红海内转圈圈而不能突破开启科技革命进入工业时代。


  究其原因,应该是在古代底下的科技水平下,中国的农耕与儒家文化很容易导致人口激增而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由于人口过密化导致大多数人恶劣的生存条件的大环境下,绝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吃、一有饥荒就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一切都是从有不用、能不能吃的角度来考虑,不能吃的、不能用的就抛到一边,理论?道义?多少钱一斤?能当饭吃吗?


  国人对神灵的膜拜更多像是一种交易而非信仰。“从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之类关于人生际遇的口诀中,中国人相信的是命运,而神灵的作用甚至是排在名字和外貌的后面,聊胜于无。在商以后,神灵开始走下神坛,而另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潮——谶纬开始兴起。所谓谶纬,谶是指应验的预言,神的启示之类,分为图谶和符谶等,这个东西出现很早,在先秦时代,《左传》中就有一些谶语,为方士和巫师所作,纬则出现得晚一些,在两汉时代流行,是方士化的儒生附会儒家经典编出来的神学书籍,为了与经书相对应,称之为纬书,在东汉时期,纬书被称为内学、秘经,儒家的传统经典反而被称作外经,如同圣经中的里圣经、黑圣经,佛学中的密宗一般,成为东汉时期的官方神学思想。由于涉及政治社会的敏感话题,虽然汉朝的统治者利用谶纬来神化自身的统治,但是汉末的黄巾军起来让统治者看到了底层民众利用谶纬起事的危害,谶纬是一枚双刃剑,而且多数时候还是利大于弊,所以魏晋之后历代统治者都禁止谶纬之说,以免被人利用来危及统治。


  相信命运和谶纬有想通之处。命运、谶纬为何能够应验?自然是存在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够应验。就像物理学经济学用模型来反映认识世界一样。那么,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吗?人生的际遇会像物理学定律一样客观、精确、可以预测吗?


  在牛顿的物理学定律发现之初,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只要给出初始的条件,能够计算出任何物体每一分每一点的运动状态,如果世界真是如此精确地运行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生来就是注定的,看似乎偶然的事情其实早已经被注定。还好随着物理学发现的深入,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蝴蝶效应、混沌自组织理论薛定谔猫、电子云等证明了即使在物理层面上,粒子运行的状态都不是精确可以预测的,就像电子运行的轨迹一样,只是一片概率的电子云而非一个精确的状态,至于说复杂的人类社会就更不可能会有一个确定的未来和注定的命运了。所以命运之说是不可全信,积累阴德和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也和现实生活颇为不符合。好人没有好报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很普遍,因而佛教一些大牛开始给因果学说打上补丁,一是前世说,好人这辈子为何没有好报?是因为前世作孽在还债。这个前世来生是无法验证的,而且这种理论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从结果反推原因会导致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有着悲惨的遭遇是因为前世不修,一个恶人杀人放火是因为有积福气,一个舍己救人的英雄死掉了是因为他前世的罪孽,这从逻辑上说不通的,可以说是一种“强奸理论”,只要你强奸成功了,那么你就是正确的,否则你就是卑鄙、下流无耻的强奸犯。就像现在一些汉人把成吉思汗看着是民族英雄一样,屠杀上亿汉人的外来民族首领、把汉人看做三等四等居民的人都能够是民族英雄,这不是我干你娘你就喊我做爹吗?这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量,为了民族和谐、为了统战,所以岳飞也不是民族英雄,施琅是民族英雄,下一步灭掉宋朝的张弘范大概也是算民族英雄吧。


  还有一些佛教的理论家用整体报应说来完善因果论,其实逻辑上也不充分,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世界是完全没有规律的、一片混沌吗?也不对,有些事情是有着大致的规律的,从物理学定律、从人生的际遇中又可以看出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如人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王朝和国家都有兴衰周期率。所以算命、谶纬预言等其实都是想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其实包括占卜、算命、八卦、乃至西方的水晶球、塔罗牌之流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学经济学用模型来反应、理解世界一样,周易也是六十四卦六十四种模型来映射大千世界、人类社会的林林总总万象生活。


  人生总是起起伏伏的,否极泰来,乐极生悲,走几年好运之后从概率上来讲会背几年时,总是这样循环复始。人类社会也是像波浪一样发展有高潮有低谷,在股票市场上也有人总结出了波浪理论,但是这些模型对你的生活究竟有多大的指导作用呢?一是简陋的模型不足以概括复杂的现实社会,二是即使你知道怎么多模型,你又怎么知道这一种走势与你当年的走势是相同的呢?就像波浪理论的数浪一样,事后诸葛亮,事情猪一样,全是主观判定,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也是迷信、信仰与科学的区别,科学如同经济学理论的适应范围和判别都有着严格的可检验的标准,而占卜之类就不一样,纯属跳大神,本质上是猜测是赌博。


  据说在易经之前还有连山和归藏,分别是夏和商的易经,其实区别也不大,连山把艮卦作为首卦,象征着山,因为大禹治水,在大洪水之时人们靠着大山才生存下来,归藏把坤卦作为首卦,反映了商时代母系社会人们知道其母而不知其父,在商代王位的传承都是在兄弟之间传承,所以说“殷人亲亲”,而周朝则是父系氏族和宗法社会的确立,所以以乾卦为首卦,是为“周人敬宗”,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我国的宗法社会、宗族制度,自周朝始,孔老夫子都说:吾从周礼。连山、归藏、周易只是三朝祭祀们占卦用的卦书,模型都是大同小异的,具体的卦辞有所不同而已,反映了三朝的文化特征而已。如周易中的归妹一卦中: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讲的帝辛(商纣王)的爸爸帝乙把妹妹下嫁于周文王,周国与中央大国联姻,化解了灭国之祸,自然是大好事。所以,把周易之类的书看做是反映古代文化历史民俗之类的书看看即可,不必神化。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说算命、占卜、乃至谶纬、民谣之类很准相信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买彩票一样,尽管概率很小,可是总会有人中大奖的,而那些不准的谶纬民谣就自然消失了,你看到的听到的、历史上留下来的多是蒙对了的预言,就像物理学上人择原理一样。所谓人择原理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物理学家发现,只要宇宙常数有稍稍的差异,那么我们的宇宙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样子适合人类和智慧生命生存,要形成我们现在的宇宙需要亿万分之一的概率,有的天体物理学家甚至因此而信奉上帝的存在,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宇宙才得以如此,然而,人择理论并不需要假设上帝的存在。存在着无数可能的宇宙,那些不适合人类和智慧生命生存的宇宙自然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明了这个宇宙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因即是果。


  所以,对于谶纬、命运之说,不可全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古人有“一语成谶”之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依据我们的行为而有不同的结果,但是又有一个发展的趋向和概率的大小,有些神秘联系的预兆、谶纬能够让我们警醒和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