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友兰是谁?小年轻可能不知道,他是入选过《毛选》三大著名开明绅士之一。牛友兰,名照芝,1885年生于兴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47年去世,是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

  1937年秋冬,贺龙的一二O师到晋西北开辟根据地时。牛友兰一次捐献银元2.3万元,支援抗日政权开办兴县农民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部队需要的物品。1940年,牛友兰又捐献了8000元银元,120石粮食和自己商店的所有棉花、布匹支持了革命。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了参观团成员,热情赞扬了晋西北士绅的爱国正义行动。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他在《抗战日报》上发表观感文章说:"最使人感动的是延安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发扬光大,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模范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友兰把祖国富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热心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将其子侄十余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的儿子牛荫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又转入经济系。1934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底牛荫冠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依托牺盟会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


  然而这样一位开明士绅,下场又如何呢?1947年,在土改的过程中,晋绥分局在蔡家崖召开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错误而残酷的批斗,牛友兰是最后是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这样的"牵牛鼻",牛友兰受不了此种侮辱和绝望,绝食三天而死。


  他的儿子牛荫冠亲手牵父亲的“牛鼻”,一时之间成为舆论焦点。但是牛荫冠也有难言之隐,牛荫冠的清华同学郑天翔于1947年11月由绥蒙回到兴县,在晋绥分局党校见到了牛荫冠,其时,牛友兰已经死去一个多月,牛荫冠被撤销一切职务在晋绥分局党校接受审查。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虽然报纸报道的是一周前的旧闻,但不大不可能在牛友兰被斗之后才报道准备斗他的消息,那么,“斗牛”大会应该发生在9月25日当天或者以后。再查阅相关资料,“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牛荫冠作出了怎样的反映,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参照18日蔡家崖村农民大会上他的表态,此时的牛荫冠肯定不会说出那样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话了,他心理的复杂和沉重从当时的形势就可以想见一二。

  从宣传报道上也可看出,斗倒、清算、清洗等词语在报道中频频闪现,一个个义愤填膺,沾腥溅血。耳闻目睹,一派恐怖。在刘少白、牛友兰分别被斗被打之后的一个多月后,另一位开明绅士,时任兴县法院院长的孙良臣也被撤销职务,押送回乡被斗而死。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8“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在斗牛大会上,牛荫冠正神色凝重地接过别人塞在他手中的铁丝。绳索的尽头,是鼓励他进入革命阵营的老父亲,老父亲的佝偻着身躯被五花大绑,但绑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据时任晋绥边区党校教育长的龚子荣(1949年之后任中组部副部长)回忆,在“斗牛”大会之前,牛荫冠实际上已经被停止职务,进党校实行所谓的“三查”,实际上是进党校接受审查的。据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牛荫冠》一文: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打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


  牛荫冠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如果被划作阶级敌人,下场不会比被活埋的王实味好。所以他在会场上牵过人家递来的牵父亲“牛鼻子”的绳子,也是被逼无奈。比起他的小老乡在文革中为自保上台打断老父数根肋骨的还是情有可原。其父亲可能也是怕儿子难做,在儿子接过绳子的那一刻,拼命挣脱了绳子,鲜血直流,同情牛友兰的群众一拥而上,把牛友兰救了出来。过去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亲亲相隐”,这样一出人伦惨剧也使得牛荫冠之后从来没有谈论过此事,也再没有回过家乡。


  那么,当局为何要批斗牛友兰这种“自己友”呢?现在的说法是“左”的错误,据说老毛还专门把李井泉喊道延安来训了一顿,说是斗牛友兰为何不打招呼。其实这就像宋江骂李逵之类的把戏,没有中央的支持和默许,左倾路线能够得以实施?李井泉也并未受到任何惩罚,一直受到重用,直到解放后主政四川,推行极左路线导致在三年大饥荒中把天府之国变得饿殍遍地,饿死人据全国之冠,酿成大祸,这是后话了。


  背后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在瑞金还是延安,推行极左路线,无限分田,肉体上消灭地主的时期,都是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刻。在瑞金地区,以一个小小的地盘对抗全国,赡养10万红军,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47年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战争导致国统区通货膨胀,同样给边区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山东解放区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通胀。同样的,斗地主分田地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绝大多数中小地主不过是勤劳的庄稼人,是起早摸黑,辛辛苦苦省下的口粮钱买田,既然努力不能保有财富还有谁会去努力劳作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生产不行就只有靠打土豪分田地来弥补。所以在严冬来临之时只能从自己友身上下手了。这就是牛友兰、刘少白等人被批斗的真实原因。危机来临,也只能死道友不死贫道了。


  历史上的流民就像火一样,糜烂一方。防火的最好办法不是冲进火场去救火,而是划定一条隔离带,让他在里面燃尽一切。所以曾国藩防捻军的办法就是封锁合围,不让其四处流窜有机可趁;而崇祯严令孙传庭入死地与李闯决战,输掉了大明最后一副家当,是败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