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税率与耗尽效应


2017-01-03


近来,死亡税率一词很是流行。起因是民营企业家、福耀玻璃的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投资建厂,引发媒体一片“曹德旺要跑路”的猜疑声音。玻璃大王曹德旺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其并非跑路,其事业的重心还是在中国,海外建厂只是企业走出去发展布局的需要。不过他也指出,除了人工成本较高外,税负、土地成本、能源、交通、交易费用等美国都比中国便宜。特别是税负,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要比美国高35%,在美国开厂利润比国内还高。


在美国侯任总统川普大力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计划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低到15%以吸引制造业和工作机会留在美国本土的情形下,中国制造业未来面临的困境将会更加严重。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更是提出了死亡税率的概念,李炜光认为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4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李教授认为死亡税率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曹德旺和李炜光教授认为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民营企业税负过重,死亡税率之说招致了官媒和国税总局等相关部门的反驳,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先是有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并不高,而且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不少减税的政策措施。“营改增”扩围和转型、小微企业免征范围扩大、允许企业追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予以加计扣除、节水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等等,不断加大减税清费力度,宏观税负有下降趋势;后有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21日刊文反驳,他认为,宏观税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而无论从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或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中国都在发达国家以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


论战的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有理有据,言之凿凿。


不过社会上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税负过重,据李炜光教授在四个地区的调查,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那么为何企业家的感受跟官媒的宏观税负不重数据不符呢?


本人认为有这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税收是以流转税等间接税为主,而非以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美国的各人所得税占到总税收的30%以上,而中国不到6%,而中美两国的基尼系数相当,中国10亿美元以上富豪人数在2015年甚至首次超过了美国。中国的税收,90%以上是企业负担的。由此造成企业总税率——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


中国企业的税负主要成分之一增值税,缴纳税费应该是由企业的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所得,但是现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我国近三分之一的增值税收无法抵扣。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以现金交易为主,很少有可以抵扣的进项票据,负担十分沉重。


中国民营企业税负的流转税等间接税,理论上是认为能够转嫁给下家和消费者,但是在民企所在的非垄断性行业,过度竞争造成的生产过剩的大环境下,事实上很能转嫁,只能由企业负担。


其次,税负不公平,苦乐不均。


中国的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垄断性国企与准入受到限制、国企为主的行业、二类是跟政府投资拉动的行业相关的铁、公、基行业,三类是没有准入门槛、充分竞争的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垄断性国企,例如电力、天然气等,由于需求刚性,不但税负能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还能够攫取额外的垄断收益,相当于一种隐形的税负;国企为主的行业,国企在税收方面也能够受到减免等照顾;例如营改增,减税5000亿,其实大部分实惠都落在钢铁、煤炭等国企上,财政支持和政策关照也都是优先国企;铁公基行业等政府投资行业利润率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从这些工地上能够开出高薪跟制造业抢人,抬高劳动力价格就可以看出不差钱;真正困难的是以民企为主的充分竞争行业,一方面要承受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的上涨,另一方面,还面临过度竞争、需求萎缩的困境。所以,在经济下行周期,税负是不可承受之重,特别是对就业至关重要的小微企业而言。


其实曹德旺、宗庆后之类的大企业由于体量较大,跟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谈判权力,在税收上还是能够受到优惠的。而中小型民企就没有这个待遇了。例如营改增,虽然对于少数国企税负下降,但是在地方政府没有转变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没有裁员减负,支出没有降低,总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既没有国企的政策优惠,又没有大型企业能够用脚投票、海外建厂的资本拥有与地方政府谈判的权力,中小型民企的实际税负是加重的,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


第三,费比税重。不要说教育附加等收费,就是土地、银行、电力、天然气、交通费用等垄断性行业的隐形税收都让企业不堪重负。中国的工业用地达到30万至上百万一亩,美国的工业用地仅仅2万美元一英亩,折合2万元每亩,中国的成本是美国的15-50倍;目前国内最便宜的借款成本为6%——事实上,算上种种打点费用,企业的真实借款成本在10%以上——而美国的借贷成本为2.5%,中国是美国的2倍多;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以油价为例,2015年12月,美国平均油价为2.7元,中国油价是美国的2倍,油价高,物流成本也就高。何况中国还有全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收费公路里程数居世界之首;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倍以上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


最后,中国的交易成本和各种隐性成本过高。办过企业的都知道,各种审批跑断腿、政府管制和年检年审耗费了企业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环保、消防、卫生、城管等让企业不堪其扰。如2016年12月份,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张某等一行三人在一家粮油店中以怀疑店中出售的油有问题、需要“样品调查”为名,几名工作人员先后从店里搬走了36瓶食用油,遭店家阻拦时,执法人员竟然称是“依法抢劫”;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困境的一个缩影。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就如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写的一样,官僚拥有合法的伤害权,即可用权力来寻求租金,获得额外的收益,而这些都是企业额外的负担,也是企业的真实税负感受与官方数据不符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税负过重、李炜光教授所提的死亡税率在放在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其实是一种常态。民国时候四川的军阀把税费征收到了21世纪;明末征收三饷(辽饷、练饷、剿饷),朝廷征收的份额并不重,崇祯在原有的赋税基础上,征收辽饷900万两白银,练饷730万两,看上去负担并不重,三饷折合到每亩地上不过9厘银子,按照明末的粮食价格计算,不到10斤稻谷,在明末亩产所占的比例中很小。但是,老百姓却无法忍受,骂崇祯是“重征”,特别是西北一带的农民抛弃田地、家产,成为逃户、流民,遍地的流民就像干菜烈火一般,最终丧送了大明王朝。原因在于朝廷征收的三饷,到了地方层面经过各官僚层级层层加压,最后实际征收的税负在10倍以上,每亩负担9厘银子是九牛一毛,但是负担九两银子则是相当沉重的负担;


这种情形与我国农村征收的农业税情形相似。中央开征的农业税人均税负并不高,以楼主老家所在的农村为例,在90年代农业税大致在人均10-20元左右,但是加上乡镇统筹、村提留和各种附加的收费,通常达到人均200元以上,翻了10倍还多,对于家庭人口较多的贫困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农民的负担是“头税轻、二费重、三费是个无底洞”因为征收农业税费而发生官民冲突的比比皆是。这种局面直到国家取消农业税,禁止乱收费,各种搭车收费的项目无车可搭之后才有所好转。


在明末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增加的负担还相当不公,明末“士绅不纳粮”,有功名在身的士绅和皇族宗室人员、地方豪强的田亩都不必负担税负,这些负担全部转嫁到普通的自耕农身上,所以,加上劳役等普通自耕农的实际税负比平均税负还要高上一大截,无怪乎大量的自耕农抛弃田产成为流民了。


清朝在吸取了明朝重税负教训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正。如康熙五十年,清廷下诏永不加丁税即人口税,只收田租;雍正时期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火耗归公政策(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收钱银,更称为火耗或耗羡,耗羡的范围大於火耗,耗羡还包含雀鼠耗等,事实上火耗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小金库,雍正把火耗归公,同时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相对于明末而言有所改善。不过由于官员的权力缺乏制约,过上一段时期后,各级官吏依然暗中加派税负,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税负依然十分沉重。


加派税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机构人员膨胀,冗员众多。清朝后期政府部门冗员众多,这些人员归根结底都是需要老百姓来负担的。以清朝一个县为例,朝廷定额的官员并不多,只有知县、县丞、主薄、典史,加上省直辖的主管一县的教育工作学官、教等数人;之下就是吏,书吏和衙役。书吏负责一个县的日常行政事务,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他们是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书吏的定额由中央确定。绝大多数的县书吏定额为10-14名,有的县定额在16名以上,多的也不超过30人,但是实际上一个县雇请的书吏远远超过定额,大县往往达到二三千人,小县三四百人。


衙役既包括相当于现在警察的捕快,也包括相当于现在工勤人员的马夫、轿夫、伙夫等等。衙役的定额由各省确定,根据《湖南赋役全书》记载,湖南茶陵县、衡阳县衙役定额99人。估计其他县情况类似。但实际上一个县雇请的衙役也远远超过定额。额外多雇请的衙役称“白役”或“帮役”,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临时工。一名定额的衙役手下通常有三四名白役。一个县的衙役,包括正式的和额外的一般是数百人。清初期尚好,到了清中叶衙役的队伍大大膨胀,鸦片战争时期衙役最多的县甚至有达到七千人以上的。此外还有师爷和长随等知县私人雇佣的幕僚。这些超额配置的人员都是依靠苛捐杂税来养活的。普通老百姓自然是税负沉重,有苛政猛于虎之叹。


那么,税负的边界在哪里呢?楼主认为,存在一个耗尽效应。


在经济学中,完全自由竞争的的市场经济会达到一个均衡,生产者的利润会压倒最低,所有的超额利润都会被竞争耗尽,生产者只能获得最基本的成本和社会平均利润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业“红海”状态。


同样在税负上也存在一个耗尽效应。在权力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情形下,政府同样会追寻利益的最大化,把征收的税负推进到一个承受极限的边界,一个临界点上,李炜光教授所说的死亡税率将是一种常态。普通的生产者和居民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其余的超额利润和可支配收入都将被耗尽为止。


经济上的耗尽效应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税负推进到死亡税率承载的极限;二是由于税负沉重,百姓丰年仅仅能够得到温饱糊口,饥年不免失业、填沟壑,将导致人们逃离实业等创造财富的生产阶层,而纷纷寻求机会进入官僚等管理分配财富的阶层和或者是金融、电力、房地产等垄断性企业,不事生产、脱实向虚,将会导致税负进一步加重,社会财富和资源加快耗尽。


由于耗尽效应达到的位于临界点上的均衡并不稳定,只要有一些小的气候变化或者社会动乱之类的小的扰动,往往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在自然界中耗尽效应很常见,一个优势种群生物的数量总是扩展到最大限度的边界,直到生态系统无力承受而崩溃的临界点上。例如草原上的马群和牛群常常会扩张到草原承载的极限,依赖食草动物为生的狮群、狼群也是如此。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其实就是一种耗尽效应,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也是人口到达承载的极限后,由于临界状态的不稳定,稍稍有所天灾人祸之类的小波动就会引发大动乱导致人口大规模断崖式的下降。


不过,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还没有发生过系统崩溃,出现像欧洲黑死病和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之类人口大规模下降的局面,哪怕是二战这样的全球性灾难,人口也并没有大幅度下降,没有出现中国古代“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局面。


人类跟动物不同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人类是有理性的,能够从历史中学习,汲取经验教训而不像动物种群一样被本能支配,只能被动地耗尽一切资源造成生态系统崩溃,毁灭自身。


所以,危机,有危就有机,往往也意味着机遇。危机也是彻底变革的机遇,究竟是耗尽一切之后而崩溃,还是改革迎来新生,取决于当事人的抉择。当年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原有的经济制度下耗尽一切资源、无路可走之下进行制度性变革闯出一条新路的的例子。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下经济下行的困境下所作的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最终能够水滴石穿,积小成多、由量变形成质变而成功走出历史的三峡。


(PS:一些网友留言说本人负能量,所以现在本人在最后都要写上一段正能量的东西,留一个光明的尾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有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