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还是其他?2017年7月7日


6月24日,四川茂县突发山体滑坡,120余人被埋。6月26日至7月3日,南方发生一轮强降雨,广东湖南多地被淹。一些地区最高水位甚至高于98年洪水,生命和财产损失惨重,仅宁乡一地就有44人死亡或失踪。


大的洪水有周期性,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网络上一些声音指向政府救灾不力。其实中国政府对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救援力度是很大的。亚细亚专制主义即是起源于抵御洪水和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国家主义救灾效率的问题,而是国家主义在承平时期对于个人权利的压制。


四川茂县的山体滑坡事件,也有记者发文,指出山坡上之前就有裂隙,有雨水灌注进去导致了滑坡的发生。确实,政府进行了数轮地质灾害调查,却没有发现这种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有其疏忽之处。但是,在四川周边多山地带,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地区都不适合人类居住,都是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如四川映秀,灾后重建的小镇就曾经被洪水和泥石流淹没。


最妥当的办法是将人从这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搬迁下来。看来,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灾害发生不可避免?表面上的原因确实如此,在农业社会,中国的人口已经扩张到了极致。在云贵等深山老林之中,高山之上,先民都开垦了一道道梯田,看上去是人类一道靓丽的风景,背后是极致的人口压力。


农业时期容纳的人口有其上限,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治一乱的根本因素,人口到达容纳的极限则天下大乱,人口断崖式下降,新朝建立之初,人烟稀少,修生养息时期则是“治世”。


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能够容纳的人口上限已经大为增长,在发达国家中,90%以上的人口不再从事农业,依靠农业机械化和科技进步和不到10%的人口足以养活整个人类。人类不再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继续居住在深山老林等地质灾害风险高发、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然而,我国出于种种传统观念的考虑和束缚,对于城市化一直持有反对态度,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最为严格的大城市准入制度,上世纪60-70年代,甚至出现过“上山下乡”等逆城市化运动。即使改革开放后,迫于加入世界贸易分工城市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压力,户籍制度开放了一道口子,但是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提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独创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春运数亿人口的大流动,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实这种扭曲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一方面是农地荒废,农民化大价钱在农村修的房子常年空置,除了过年过节时期住上几天,另一方面也给交通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春运的交通设施平时被闲置。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高涨,也有地方政府“以地控人”、极力压缩住房建设用地的因素在内。


关于城市化和农村土地,存在几大认识上的误区:


土地兼并是一个王朝动荡的根源。中国古代王朝历朝历代都把防止土地兼并作为一项国策,认为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的流民出现,冲击了社会秩序导致改朝换代。确实,中国古代王朝的覆灭跟流民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明朝就是亡于遍地的流民。但是,流民是如何产生的呢?抑制土地兼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能够解决流民问题吗?以明末为例: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江南地区社会秩序一直很好,一直是明朝的粮食和税源地;而流民蜂拥的地方恰恰是自耕农最多的西北地区。因为江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从土地上转移的农民。反之西北地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自耕农,其实是相当脆弱的,一有天灾粮食歉收则无法生存,成为流民。


土地上能够容纳的人口是由极限的。清朝学者洪亮吉在《治平篇》中论述道:“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2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拥作3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


随着人口的增长,靠抑制兼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每一个劳动力需要的土地有一个最低值,低于这个面积,无论如何抑制兼并,自耕农也不可能维持生计,丰年还能勉强糊口,一到饥年,则不免外出逃荒沦为流民。兼不兼并,土地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是一定的。地主也不能自己耕作,而是要请雇农、长工。在饥荒之年,大地主、大庄子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自耕农还要强些。


要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只能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不是什么抑制兼并,其实土地兼并能够规模化经营,有利于粮食产出的提高。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像英国、美国,都没有进行过土改,人家依然成为了发达国家。


城市化会造成耕地大面积消失,引发粮食危机。事实上,世界上大规模城市化的国家耕地面积都是增加的,这个很好理解,城市化有聚集效应,一个人在城市占有的土地远少于农村的宅基地。唯独只有中国,在高速城市化耕地面积是下降的,但是这个锅不能甩给城市化来背,而是现在扭曲的、农民只有经营权没有产权的土地制度造成的。在当下,土地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流转、地票制度是一个可行的过度性方案。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能够保护耕地。这其实是一个伪问题。特别是关于“占一补一”的占补平衡制度,跟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一样,是一个“多输”的制度。当年社会对于“上山下乡”有一个评价:国家花了几百亿、换来三方不满意,知青本人不满意,从城市到农村修理地球,家长不满意,孩子不在身边,农村不满意,来一批城里人抢饭吃。


占补平衡制度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由于人口过剩,甚至不能开垦的山地都开垦成为梯田,根本不存在什么能够大规模开放的耕地。所谓的土地开发,不过是开山毁林,只是为了账面上好看,糊弄人。国家花了成百上千亿,结果反到造成了水土流失,而且现在大量的良田都抛荒,何况建在山顶、没有水源的坡地?验收一结束后,就杂草丛生,过不了几年就荒废了。倒是土地整理和荒废的村庄、宅基地复垦项目还有些效果。不过宅基地不能买卖,流通,农民也不愿意交出手中的宅基地,在制度层面上有困难。


而且,由于过分强调耕地保护——事实上城市附近有利可图的,各地方政府总会想法设法调整规划为建设用地,倒是荒山野岭没有开发价值的农地,保护很到位,农民只要建房就会被强拆。迫使农民不得不到高山脚下、丘陵地区小山坡下切坡建房。一遇暴雨,山后有些小滑坡则往往是家破人亡。而那些偏远地区的田地由于运输交通因素,往往无人耕作。不知道究竟是几丘荒地重要呢还是人命重要?

过去我们常常说英国工业革命圈地运动“羊吃人”,那么为保护荒地而死的农民算什么?落后的土地制度吃人——“地吃人”?


随着人类工业活动的加剧,温室效应的后果逐渐显露,南极的冰盖融化,北极地区夏天结冰已经大为减少,甚至发生过北极熊因为海冰稀少而淹死的事件。由此引发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会越来越增多,也许三五年就将出现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过几年就创出一个新的记录。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政府如何预防都是难以避免人员的伤亡,唯有加速城市化进程,取消土地财政和土地转让的种种限制让人民能够自由迁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