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食人史


原创2017-07-20大江宁静大江宁静


这几天天气酷热,进入烧烤模式,人整天吹空调昏昏沉沉的,写点暗黑历史提提神吧。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道: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虽然是愤激之言,不过食人现象确实是历史悠久。欧洲的考古学家在西班牙的古人类洞穴内发现了生存在1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食人的证据;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挖掘出土的多数头盖骨,缺乏面部骨骼,跟在荷兰发现的古人类头骨十分相似。


1930年,荷兰古生物学家孔尼华在印尼挖掘出一批这样的头骨,所有的头骨都没有面骨,甚至只有两个具有脑颅后部。而这种状况和当时还在南太平洋区域流行的一种恐怖风俗非常相似,当地的土著总是将俘虏相对脆弱的面部砸碎,取食其脑髓,最后只留下了坚硬的头盖骨。


2000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学教授马拉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他从850年前至1000年前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印地安人粪便化石中,提取出了人类的肌红蛋白——粪便的主人肯定在排泄前的12小时至36小时内,吃了同类。


早期的人类食人,并不仅仅是因为食物缺乏,更多的是因为宗教和祭祀的原因。如印第安人曾经认为吞下对方勇士的血肉,能够让自己也变得勇敢和强壮,这种朴素的理念倒跟中西“吃啥补啥”有异曲同工之妙。印加帝国常常把贵族甚至是国王献祭给他们的神,这种习俗在上古时期普遍流行于各大文化圈,如地中海地区就流行献祭贵族的长子给神,圣经中就记载:亚伯拉罕要把他深爱的独子烧了献祭给上帝,大概在上古人类看来,神喜爱享用高贵的、美好的肉体。


商代甲骨文记载和考古中发现中大规模人祭,用成千上万的奴隶和战俘来祭祀祖先、神灵。


中国古代史书中最早记载的食人史,大概是商纣王将九侯、鄂侯醢之、脯之,就是把一个剁成肉酱,另一个做成肉干;而另一位西伯侯(即周文王姬昌)虽然逃过一劫,但是其嫡长子也被做成了肉酱,分食之。


中国上古时代的食人,更多地出于宗教和威慑目的,之后则主要是因为大饥荒或者战乱造成的食物缺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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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王莽新朝和西汉三国时期混战,人口都经历了断崖式下降,如公元156年中国人口5007万,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中国,全国人口为140万,损失了90%以上,“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许多人死于战乱、饥荒,还有一部分老弱被吃了。在正史中民相食的记载相当多。


如《魏书》记载:“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后汉书?盖熏传》记载: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熏为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三国志?荀彧传》记载:“(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初平三、四年(公元192年~193年),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等人乱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掠……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资治通鉴》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自四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谷一斛值钱五十万,长安中人相食”。《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在徐州、濮阳与陶谦、吕布作战,战争加蝗灾,“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这期间,长安附近的关中、袁术占据的淮南人吃人尤为严重,几乎达到了“相食殆尽”的程度。


到了五胡乱华时期,食人现象达到了一个高峰。建立后赵政权的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两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


安史之乱时期,张巡在守城时吃了三万居民。据《唐书·忠义传》记载:张巡守睢阳城,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小继之,所食人口三万。


到了唐朝末年黄巢起义也有大规模吃人事件。黄巢兵败被赶出长安之后,与秦宗权联军攻打陈州。由于军粮不足,于是在围城后不到一年时间里,黄巢采用流水作业,用三千把巨碓,将大批活生生的普通老百姓,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舂碾捣磨成肉酱,供应他的部队。史载:“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陈州附近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纵兵攻打临近的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州,目的只为抢人来作为军粮,真可谓是“率兽食人”。唐末秦宗权军也继承了黄巢的传统以人为军粮,把杀死的人用盐腌制起来充作军粮。


不过“舂磨砦”的首创者,并不是黄巢,而是属于隋末反王朱粲,朱粲也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食人魔王,军队在江淮一带以人肉为军粮。


五代时期后汉乾祐二年(949),郭从义围长安数月,城中食尽,守将赵思绾“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所谓“如羊豕法”,即如杀羊宰猪一般屠宰妇孺。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靖康之乱,食人现象再次出现。宋人庄绰在《鸡肋编》里写道:“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关于“两脚羊”这个称谓,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也有记载:“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矣。”


元末乱世,元末天下大乱,江南的隐士陶宗仪曾在《南村辍耕录》里记载:“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这里的淮右之军,就指的是朱元璋的部队。


明朝万历年间是整个明朝灾荒最多的时期,48年间中仅水灾和旱灾就达400多次次。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山东六月大旱,三个月不雨,饥民遍地,历城县、平原县发生了父子相食的事件。在潍坊为了能够活命,甘愿被人贩子贩卖到南方的妇女数以万计。在郯城县饥民为了能够获得活命的机会,几十文便将妻子卖给别人拿去煮食,一两个馒头便能将自己的孩子买给别人充饥,或者易子而食。整个山东宛如人间地狱,数十万人逃荒成为流民。


明崇祯年间由于气候异常、干旱、和蝗灾导致流民遍地,食人现象层出不穷。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菜人》篇记载了一个食人的故事:明崇祯末年,河南、山东发生大旱和蝗灾,人们吃光草根树皮后,就拿活人做食粮,官府也无能力禁止。妇女儿童被反捆起双手,拉到市上出卖,称为“菜人”。屠户买去,就像处理猪羊一样任意宰割。


周家的祖先,从东昌经商回家的路上,到一家饭店吃午饭。店主说:“肉卖完了,请客人稍等一等。”不一会儿,见有人拖着两个女子到厨房,招呼厨师说:“客人已经等了很久,可以先取一个蹄子来。”周某急忙出去制止,但迟了一步,只听一声惨叫,其中一位女子已经被斩断右臂,痛苦地在地上翻滚。另一女子吓得面无人色,浑身战栗。二女一见周某,共同哀呼,一个求速死,一个求救命。周某动了怜悯之心,出钱将她们赎买出来。被砍断右臂的女子,血流满地,痛苦万分,眼见是不能活了,周某急忙让人用刀刺进她的心窝,帮助她解脱了痛苦。他把另一女子带回家去,因自己没有儿子,就纳她做了妾。


不久,这个妾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右臂有条红线,从腋下绕到肩胛,婉然像断臂女。后来,周氏传了三代才绝嗣。人们都说周某本来命中无子,这三代人是他做了那件善事才延续下来的。


战乱也是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崇祯年间由于饥荒导致的流民遍地,战乱四起。张献忠的大西军由于四处流窜、抢劫,不事生产,导致田地无人耕作而缺乏军粮,张献忠屠川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粮食缺乏,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口粮。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大西军在江口惨败后,丢盔卸甲逃回成都,南方水路有强敌,只有北走旱路了。张献忠命令起营开拔前杀光百姓,丢弃钱物,再杀光军眷中随军妇女、子女。为什么要这样做?《蜀碧》中说“以妇女财物累众军心”,将士贪色、贪财就不肯冲锋陷阵了。当时粮食奇缺,“虽万金无所得食”,以人肉为粮已很普遍。清人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载,后来逃到江南的一个大西兵回忆:“吾曩(那)年食五人矣!昔从献忠入蜀,蜀人畏之,避匿深山。无所得食,遂掠人食之。惟女子纤足趾束最佳,如豕蹄然!”女子缠过的脚,吃起来就像猪蹄子!想不到缠足还有这等功效。


清朝也好不了多少。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大饥,皖南一带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


清康熙年间也发生过多次大饥荒,据《清史稿·灾异志》中记载:


四十二年夏,永年、东明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四十三年春,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滨州、商河、阳信、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五十二年春,苍梧饥,死者以千计。夏,长宁、连平、合浦、信宜、崖州、柳城饥。


五十三年春,阳江饥。冬,汉阳、汉川、孝感饥。五十四年夏,临榆饥;遵化州大饥,人食。


这还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无年不饥,至于太平、义和团等乱世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美籍韩裔学者郑麒来教授仅据二十五史统计,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由战争或饥荒引发的大规模食人事件就多达403起,最缺乏反抗能力的妇女与儿童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民国后,军阀混战,中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因为饥荒引发的食人事件:如1936年—1937年的四川大饥荒、死者数以百万计,人相食;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直到改革开放后,国人才彻底告别食物缺乏的困扰,人们更担心的是肥胖引发的健康问题而非食物缺乏问题。


为何古代中国常常发生大饥荒,人相食的惨剧呢?首先是由于人口绝对过剩,掉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引发。小农经济能够容纳的人口是有其上限的。一个王朝修生养息上百年,人口呈现指数增长,土地所能容纳的人口趋于饱和,人口过密化,而封建王朝出于稳定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考虑,打压工商业,过剩的人口无法向工商业转移,一有天灾人祸,就不免发生大饥荒,人相食;二是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粮食亩产低;三是交通运输条件落后,饥荒并非是全局的,往往是局限一地。但是古代糟糕的道路交通和运输条件,在运输的途中往往损耗大半,如明代从江南向西北运粮一般以上消耗在路上;或者成本过高导致粮食运输到灾区也费用过高,饥民根本负担不起。最后,由于一地饥荒引发的流民四处流窜引发战乱,形成一种滚雪球的效应,战乱导致良田无人耕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人口断崖式下降。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科技的进步提高了粮食的单产,新大陆的发现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能够让粮食迅速流通,哪怕是一个地区遭受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对全球的粮食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过剩的劳动力不再是一种负担和社会秩序的威胁,而是工业革命的人口红利。同时,随着人口向城市转移,不再像在小农经济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体力活动,人口的指数增长势头得到了遏制,世界总人口增长趋向稳定,不再呈现指数增长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在全球范围内不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在局部,还是有饥荒发生。印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指出:“人们饥饿并不是现实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而是人们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粮食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粮食问题,而是粮食与人的关系问题。”大饥荒缺乏的往往不是粮食,而是缺乏权利。人们或者因为失业买不起粮食,或者是因为处于社会的底层外界无法得到外界救济的粮食。在非洲的饥荒中这种情形很明显,大量的外界救济粮食无法到达急需的饥民手中而被截留了。


在改革开放前七亿中国人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却粮食总不够吃,而今十三亿国人,农村的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的只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却不再有粮食问题,也是因为农民获得了进城务工的权利,能够用劳动换来粮食。


古代中国在康乾时期养活四亿人口已经到达了极限,而今中国养活了十三亿人口粮食还绰绰有余。这归功于化肥、石油、农业技术革命和城市化进程,化肥和农业技术革命带来产量的增加,石油让粮食能够迅速运输到各地,而城市化进程提供的就业让每个人能够买得起粮食。


托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福,今日我们不再需要恐惧和忧虑食物的不足,人相食、两脚羊之类的暗黑历史永远成为了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