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的思潮最早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兴起,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主要是由弗朗索瓦·魁奈等重农学派学者及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提倡。Baron Grimm的著作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到开明专制君主这个名词的人,他总结了弗朗索瓦·魁奈在《中国专制主义》中的说法,认为一个理想的君主(depot)必须是正义而且不停自我策励的。开明专制在思想上否定君权神授,认为人民应该服从君王命令或法律而并非君王本身。支持并使用的君主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和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当时中东欧如波兰等一些国家的君主。

 

在中国,最早提出开明专制思想的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但最集中反映其开明专制思想的是其1906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第75、76两期上的《开明专制论》。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明确提出了“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论断。认为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也不具备君主立宪的条件,故只能实行开明专制。


梁启超把专制分为开明专制和野蛮专制,像法王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也”即是野蛮专制;而普鲁士国王腓力特列说:“国王者,国家公仆之首长也。”即是开明专制。

  他认为,“普通国家,必先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即认为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梁启超的思想对后人影响很大,孙大炮的《建国纲领》中: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很显然受到了梁启超“开明专制”思想的影响。蒋先生执行了这一路线,1931年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直到1947年民国三千多名制宪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所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开始施行才废止。

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素质对于民主制度有影响吗?民主原教旨主义者自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政府拖延民主进程,忽悠民众。但是事实上,民主制度跟经济基础是息息相关的。小农经济是专制的天然基石。民主是在工业革命、城市化之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最初的宪政,英国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不过是骑士和贵族们限制国王的权利,贵族共和而已。之后西方国家的选举权一直跟财产权相关,美国一直是有一定财产的白人男子才有选举权,哪怕是美国在内战后名义上黑人拥有选举权,但是南方诸州依然通过财产、识字等种种措施来限制黑人的选举权,黑人完全拥有选举权是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之后了。

完善的民主制度跟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成熟的民主制度其实是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的。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基础落后,贫富分化严重,工业化转型未完成贸然推进民主制度,往往会落入多数人的暴政的陷阱,最后反而会走向专制。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纳粹依靠选举上台。中国的文革其实就是一种“大”民主。委内瑞拉、津巴布韦都是现代版的打土豪、分田地,看上去民主实则是多数人的暴政、暴民的专政。


所以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有其合理性。二战后,东南亚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的经济腾飞,其实都跟几个开明的领导人相关,如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

民主是结果而不是起源,有一个路径依赖。开明专制其实是一种次优选择,在经济学上有个次优理论,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李普西和兰卡斯特总结前人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次优理论:“如果在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帕累托最优条件得到满足,结果也未见得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

这些定义很学术化,有些佶屈聱牙,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曾经用登山对次优理论作了一个简洁的比喻。设想一个人,他想登上群山的最高点。在朝着最高点行进的途中,他将不得不先爬上一些较低的山峰,然后再下山。因此,下面的说法并不正确,即为了达到最高点,这个人应该始终向山上爬。再者,由于最高的那座山被不同高度的群山环绕着,因此,当他爬到一座山后,很可能要攀登的是另一座较低的山。所以,任何朝着最高点移动,一定都会把这个人带到更高的位置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古代哲学也有这方面的思想,如老子的《道德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军事上也有“退一步是为了进二步”的说法,在最优选择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次优选择其实是当下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看上去次优,实则最优。开明专制也是如此。


此外,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进行追赶先进国家的路径上,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做到这一点。19世纪的德国正是依靠国家主义追赶成功的。德国经济学派——历史学派论述了后进国家在追赶阶段国家扶持产业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上世纪70年代智利的皮罗切特进行军事独裁,经济上实行右翼自由主义,结果智利经济一枝独秀,跟委内瑞拉等拉美左翼民选政府国有化导致的经济全面崩溃是天壤之别。

 

不过次优选择毕竟是一种次优选择,一种过渡的手段,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完毕,民智已开时,开明专制就到了退出的时刻,就像梁启超说的:“普通国家,必先经过开明专制时代,而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

开明专制成也经济,败也经济。可以一国民众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民智未开时期就像小孩子,需要有精英开明专制引导其成长;当民智已开就像小孩长大成人,父母就需要放手让其自身决策,否则同样会因为管得过多而压制经济的发展。成熟的经济体跟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对制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欧洲大陆喧嚣一时的开明专制的君主们一个个都成为历史,韩国、台湾地区也转型成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历史的大河会在某时某地拐弯迂回,但是大江东去不复回,最终还是会走出历史的三峡,流向大海的。